(文化漫谈)龟井昭阳与《楚辞玦》

2020-05-03 来源:未知 责任编辑:-1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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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日本学者注释《楚辞》,至江户时期开始出现。 代表者有浅见斋(1652—1711)《楚辞师说》、芦东山(1696—1776)《楚辞评园》、冈松瓮谷(1820—1895)《楚辞考》等。 其中以龟井昭阳(1773—1836)《楚辞玦》最富有创见。

   龟井昭阳是江户时期的儒者,筑前福冈(今日本福冈市)人。 其父南冥(1743—1814)为江户时代中期大儒荻生徂来(1666-1728)开创的“萱园学派”儒者,亦是医者。

   南冥1778年(安永七年)被福冈藩提拔为儒医,1783年(天明三年)被任命为甘棠馆祭酒。 甘棠馆是福冈藩东西两所藩校之一,被称为西学,另一所是东学修猷馆。

   1791年(宽政三年)幕府发布“宽政异学之禁”,禁止在官立学校讲授除朱子学之外的学问,南冥也在1792年(宽政四年)被解除祭酒一职。 此事与福冈藩内部的政治斗争亦有关联,南冥自任狂狷,性豪放而事直言,也许是祸端之源。 之后开办私塾培养许多弟子,但在府邸与家塾不幸遭受火灾之后,南冥精神日渐消靡,1814年(文化十一年)因新居起火而丧命。

   著述有《论语语由》《金印辨》等,后者系对福冈郊外志贺岛发现的“汉委(倭)奴国王”金印进行的考证研究。

   南冥长子昭阳少注经书诸子,颇显才华,1792年(宽政四年)继南冥任甘棠馆教导。

   1798年(宽政十年)甘棠馆遭火灾化为灰烬之后,又被福冈藩趁机阻挠重建,最终停办。 昭阳继承父亲家塾专心教学与著述,培养了很多弟子。

   著述除《毛诗考》《左传缵考》等四书五经的注释之外,还有赋集《东游赋》等文学作品。 《楚辞玦》以龟井家塾的《楚辞》讲义为基础而著成。

   田宫昌子《龟井昭阳〈楚辞玦〉解题及〈离骚〉篇定本(附校勘)》(《宫崎公立大学人文学部纪要》2017年第25卷第1号)指出,昭阳日记《空石日记》记载了从1821年(文政三年)3月至4月讲授《楚辞》,从1834年(天保五年)至翌年执笔《楚辞玦》的情形。

   据《空石日记》记载,因家塾学生请昭阳讲授《楚辞》,所以昭阳向弟子香江道革借《楚辞灯》而彻夜阅读,翌日开始讲授《离骚》,一个月后便讲完了《楚辞灯》所收录的诸篇。 不过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,虽收录于《楚辞灯》,但未见讲授的记录,可见昭阳似乎不太重视这三篇。 《楚辞玦》未付梓,只有抄本流传。 京都大学、庆应义塾大学、大阪大学、国士馆大学、二松学舍大学的附属图书馆,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逍遥文库等均藏抄本。 此中,阪大本、国士馆本与京大本,黄灵庚主编的“楚辞文献丛刊”均有收录。

   阿部隆一《龟井南冥昭阳著作书志》(《斯道文库论集》1979年版)比较庆应本、京大本与阪大本,认为京大本与阪大本属于同类。 朱新林《龟井昭阳的楚辞学成果——以〈楚辞玦〉抄本为中心》(日本“SciencePortalChina”网站2015年收录)认为,庆应本、阪大本、国士馆本属于同一系统,京大本为不同的系统。

   前述田宫论文及野田雄史《龟井昭阳〈楚辞玦〉解题》(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费报告书《江户、明治时期的〈楚辞〉诸注解题》收录)详细比较了以上抄本。

   田宫根据《离骚》篇题下注的不同,把阪大本、京大本、国士馆本列为甲类,把九大本、庆应本、二松本归为乙类;野田指出国士馆本虽与庆应本、九大本系统相异,文字却屡屡一致,反而京大本与阪大本文字稍逊,因此以庆应本为最佳。

   《楚辞玦》未收《惜誓》以下的汉代作品,收录作品与《楚辞灯》相同。 因此,稻畑耕一郎《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》(《江汉论坛》1986年第7期)、朱新林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龟井昭阳〈楚辞玦〉写本考》(《图书馆杂志》,上海市图书馆学会,2012年第7期)等推断《楚辞灯》是《楚辞玦》的底本。 对此,田宫认为以《楚辞灯》为底本而用1750年(宽延三年)庄允益校刊《王注楚辞》进行对校的可能性很大,不过也很难否定以庄允益本为底本的可能性。 龟井昭阳与南冥同属“萱园学派”。 “萱园学派”所主倡的“古文辞学”,取名于主张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明古文辞派,力主学习秦汉以前的古文措辞而使之成为个人掌中之物,不依注释直接精读经文,从而接近圣人之意。

   《楚辞玦》注解也基于古文辞学,竹治贞夫《楚辞研究》(风间书房1978年版)指出其特色为“透彻的合理性”“用古代文献征引确切的证据”,修辞方面也多“确切而锐利”之指摘。

   书中多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,如竹治贞夫举《天问》“该秉季德,厥父是臧。

   胡终弊于有扈,牧夫牛羊”四句之例,本是《天问》中最为难解的难题。

   王逸注前两句为“该,苞也。 秉,持也。

   父,谓契也。 季,末也”,释为商汤王兼具先王末德而继承父祖的伟业,后两句解为“有扈氏灭夏后相之后,相之遗孤少康为牧正而牧牛羊,终于灭有扈氏,恢复夏朝”。

   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则把前半与后半连起来,释为“夏后启兼具禹的末德,禹善之而与天下,有扈氏嫉妒而欲伐启,反被启伐,结果成了牧竖”。 朱熹引《补注》之说认为“该”字或是“启”字之误,但对此章整体却言之“未详”。 林云铭《楚辞灯》依《补注》之说提出新解,认为“有扈氏因战争疲弊而亡国,其后裔变成了牧竖”。

   昭阳则说:“自此四章,故事全灭,不可臆说,并阙疑可也。

   古注断断支离,林氏亦凿,而曰无疑可阙,咄将以谁欺乎?朱子皆曰未详,是真实无妄。

   ”王逸自不必说,连《楚辞灯》之说也不取,支持朱子却不取“该”为“启”之说。

   后来,王国维把“该”断为见于殷墟卜辞的王亥,至今已成定说。 昭阳在此之前便已看破旧说失诸正鹄,别具只眼,令人惊叹。 令人遗憾的是,《楚辞玦》并未全面完成。

   尽管如此,作为汇集日本儒者独特见解不可多得的《楚辞》注释,作为了解日本江户时期《楚辞》教学的原始文献,龟井昭阳《楚辞玦》的价值弥足珍贵。

   《楚辞玦》今已收入黄灵庚先生主编的“楚辞要籍丛刊”中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,是第一次以整理方式在中国面世,相信会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。 (作者:大野圭介,系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部教授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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